天气预报:
遂宁解放
[2012-10-27]    查看原文    

遂宁解放

 

1949年4、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紧接着,各路野战军分别向南、西南和西北各省挺进。因此,保卫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成为国统区中共地方组织的紧迫任务。川北工委在发动群众、积极扩大农村武装的同时,也加快了争取城市上层,维护地方秩序,迎接解放的步伐。遂南工委等地下党组织在川北工委直接领导下,积极争取地方上层人士,让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各界的地位和影响,配合党组织作好稳定人心、保卫城市、支援军队、组织接管、配合解放遂宁等工作。

开展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军作战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调王叙五赴香港学习。学习了海南岛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经验,总结了历次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接受了上海局对四川武装斗争的指示,明确了中共四川地方组织的任务就是 “准备武装斗争,里应外合,迎接四川解放。”12月,王叙五回成都。1949年1月,王叙五在中江主持召开川北工委紧急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及方法,提出了组织武工队,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推动其他工作的方针。要求各地组织脱产和不脱产的武装工作队,为武装斗争培训骨干。会议决定川北工委先搞一个脱产专业武工队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会后,派王子度潜回遂宁(王子度,1921-1960,遂宁县河沙镇人,遂宁地区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河沙、大石等乡具体组织领导试点工作。王于3月8日在河沙乡组建了8人(稍后扩大为12人)脱产专业武装工作队,5月初又在蓬溪组建了7人专业脱产武工队。两支队伍在河沙、大石等地开展秘密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丁、抗粮、抗税等群众工作,同时对国民党地方乡保政权开展策反工作,收到很好效果。1949年7月上旬,河沙武工队扩大为游击队干部培训班,从学校中吸收了一批学生党员,从抗丁抗粮的农民中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人数增加到38人。王子度任政委、曾涛任队长。河沙武工队在王子度带领下策反了吉星、吉祥等乡公所,争取了三台、象山乡公所,策反了这几个乡和河沙、大石等地几十个保长。由于武工队强大的政治工作和有力的武装掩护,农村的“三抗”斗争更加活跃。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警戒敌人的活动,使敌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基础动摇,政令不畅。至9月建起了以吉星为中心,北起板桥、常乐,南至集凤、高坪约一二百里幅员的武装活动地区。

    8月下旬,遂南地委进一步贯彻武工队向外发展的精神,决定将河沙的游击队干部培训班的武工队员分成五个组,除留一个组由胡基准负责,坚持在河沙、吉星工作外,其余则分别向蓬溪、三台、射洪、潼南等地转移,投入开辟和扩大武装活动区的工作,武工队的影响日益壮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广州后,以大迂回包围之势向大西南进军。四川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人心惶惶,无暇顾及内部清剿。川北工委立即向各县工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积极扩大武工队,组建游击队;对抗拒解放的地方或单位,实行武力接管。不久,解放军向四川神速进军,国民党军迅速崩溃,各地党组织组建的游击队配合入川解放军与当地国民党溃军及地方部队作战。川北工委为配合解放军作战,决定成立四川人民解放军川中游击纵队,司令部设在三台石滩。11月8日,纵队司令部正式成立,川北工委委员、遂南地委书记王子度任司令兼政委,将遂蓬、三射、中江南路的游击队编为川中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等支队,约二千多人,分别到各县开展收缴敌人地方武装的枪支,解放乡镇,截击敌人溃军,组织城市交通,保护仓库、档案,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

    12月8日后,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进入川中各县,川中游击纵队各支队积极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共大坡支部组织的川北民主联军安溪支队,解放了大安、大坡等五个乡镇。第十五支队之一部在三台柏树垭包围瓦解胡宗南部一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数千,解放了景福、安居等10余个乡镇。第九支队截击了遂宁保安司令部的保安大队和遂宁、中江两县的警察中队,打破了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泽民等人策划的南窜遂宁打游击的预谋,保护了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进军成都的通道——成渝公路成遂段。

遂宁解放之初,中共遂宁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组织大量的粮草马料支援成都战役。二是帮助押送俘虏和维持地方治安。三是保护军火仓库,保护交通。川中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支持的遂宁治安委员会,赶走了敌人的爆破人员,使其企图炸毁北门军火库的阴谋未能得逞。四是充实了地方部队,在消灭残余匪特中作出了贡献。川中游击纵队瓦解了敌保密局布置在川中游击区潜伏武装遂、蓬、潼联防队,使其全部缴械投降,迫使特务头子、游击区司令蒋述法自首。保安队王长全大部向遂宁解放委员会投诚,残部逃往遂宁栏江。五是从武工队和游击队中派出大批干部协同南下同志到各县工作,很快完成了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

保护城市,维护社会治安

    遂宁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川中重镇,当时是国民政府四川省第十二区行政专员公署治所。为确保这座城市完全回到人民手中,川北工委十分重视争取遂宁上层人士保护遂宁。1949年夏,川北工委委员、遂南地委书记王子度亲自对遂宁上层人物作了调查分析,准备首先争取头面人物周维干。周曾在川军刘湘部21军任过少将师附,曾出川抗日,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退役,回遂安度晚年。其老部下暨同乡周树德是遂宁川中师管区司令,二人关注系十分密切,在遂影响力极大。其长子周必传是进步青年,1949年7月从四川大学毕业后未按父意到遂宁川中师管区任职,却去了成都寻找革命出路。王子度了解此情后,经请示王叙五后,立即通过进步群众王涵叫周必传趁机打入川中师管区。不久,又派中共党员杨俊以周必传同学身份与其取得联系。9月,杨俊约周必传一同到太和镇与王子度秘密见面。王子度鼓励他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好事,尽力争取其父弃暗投明。不久,周必传被吸收入党,他常利用回家之机做其父的转化工作。10月,王子度在石板滩向杨俊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关于迎接解放的指示:一是迎接解放军入川。地下党要利用地方势力组织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防止国民党破坏,防止当地流氓、土匪抢劫,防止老百姓由于对共产党的无知而盲目逃避所造成的混乱;二是游击队要解决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地方反动武装;三是加强城市工作,加强党的政策宣传,安定人心。同时研究了统战工作,决定利用周维干在遂的影响,争取他出来团结上层人士,维护社会治安。

    1949年11月起,解放军向四川进军,遂宁人心开始浮动,周维干更是惊惶失措,暗中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回合川老家,但又怕途中遭抢或被捕。中共地下组织认为时机成熟,叫周必传直接向其父挑明党的意图,告之,解放军已逼近重庆,中共地下武装已控制大片农村,国民党实已山穷水尽。只要他愿留下来为人民做点事情,共产党会原谅他的。时局使周维干下了决心,表示只要能保住其财产,便愿意留下来。于是,杨俊通过周必传以王子度的名义叫他做两件事:一是策动周树德起义;二是维护遂宁的社会治安。并表示可以保证他的人生安全,其财产按政策规定处理。周维干留了下来,虽然策动周树德起义未成功,但他按照遂蓬工委的意图,在各界上层人士中暗中串联,酝酿筹建维护治安的机构。11月下旬的一天,周维干邀约遂宁地方头面人物原商会会长兼水上公安请愿警队队长张寿卿、其他遂宁的实力人物、县城及附廓的五大乡镇长和三民社袍哥总舵把子等到自己所住的公馆“维园”(川北教育学院内)里,商讨组建维护社会治安机构等有关事宜。中共组织安排了中共党员刘安治、雷从周介入领导。

    11月29日,重庆解放在即,遂宁形势更为紧张。遂宁专署、县府官员大部分逃走,不少老百姓也盲目外流,过往溃军络绎不绝。此时,中共地下组织叫周维干立即出面约集张寿卿等二十余人,在遂宁商会研究建立维持社会治安机构的具体方案。周必传、刘安治按照组织意图参加研究。当即议定:机构名称定为“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简称“治安委员会”),推选周维干为主任,张寿卿为副主任。下设秘书、交际、治安、交通、总务等组,并指定负责人各司其职。遂蓬工委派了有社会影响力的党员李俊烈、刘安治参加其间工作,并决定游击队一律在农村活动,不进城露面;“治安委员会”暂不公开挂牌,而由张寿卿以商会的名义在溃军必经之路——围城马路(今凯旋路)煮稀饭、打饼子、烧开水,让溃军吃了就走;还规定城内居民晚上都点上檐灯,派人打更巡逻,以防坏人破坏。11月30日重庆解放的当晚,罗广文残部及杨森的内二警涌窜到遂宁,城里空气极其紧张。对此,杨俊叫“治安委员会”中的中共党员迅速隐蔽,他本人立即下乡联系游击队,准备必要时袭击溃军。12月4日,杨森、罗广文残部在解放军追击下,全部逃离遂宁。遂宁县长陈伯良安排县自卫总队长赖国光留在城里,自己带一班人向横山乡方向逃跑。此时,遂蓬工委决定让周维干公开挂出“遂宁县临时治安委员会”牌子,在遂宁商会办公(6日办公地点迁到旧专署内),中共党员周必传、雷从周被派去工作。由于遂宁县城及附廓五大乡镇已被争取过来,因此,“治安委员会”首先将各乡镇“自卫队”组织起来,摘下国民党的各种徽号,由“治安委员会”统一指挥。12月9日,县治安委员会更名为遂宁县解放委员会,发布《告全县人民书》,相继发出通告、布告宣传党的政策,要求各区、乡公职人员坚守岗位,保护好文书档案。遂宁商店照常营业,各地自卫队维护好社会秩序,保护好当地的枪支弹药、仓库,等候解放军接管。同时各乡公所准备好粮草、马干以备解放军调用。此间,杨森派回爆破组,妄图炸毁遂宁城北弹药库。被中共地下组织派去的周必传和几名自卫队员巧妙化解。

开展护校斗争。负责城市、学校的遂蓬工委委员冉正芬于1949年8月来到遂宁,以北固镇小学(现名裕丰街小学)老师身份作掩护,首先在党的基层组织较强的遂宁师校、简师、明耻中学等通过党员以组织读书会、办墙报等方式积极串联进步学生,同时还深入涪江女中、县女中启发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向她们宣传进步思想,动员他们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护校斗争。12月初,当时很多居民害怕溃兵骚扰而外出避难时,许多学生在学校老师和中共党员组织领导下开展护校工作。城区小学负责川北工委文成街联络站工作的李俊烈宣传党的政策,动员老师安心职守。在杨森残部溃退后,及时邀约进步女职工、看守所会计刘毅琴进入空无一人、一片零乱的旧县府,收拾好散落满地的文书档案资料,并把关押在看守所的无辜群众放了出来。遂宁县女中校长李金璧妥善组织学生转移,机智与溃兵周旋,保护了学校和员工。

中共遂宁地方政权筹建

1949年11月,大西南面临解放的新形势,按照党中央批示成立的南下工作团到达陕西西安,进一步学习了党中央关于新区的政策,听取了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对四川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的介绍,确定了李林枝为中共遂宁地方委员会(简称“遂宁地委”)书记。11月底,南下工作团到达陕西褒城,宣布了分到专、县的党政领导名单,确定了戈润生为遂宁地委组织部长、韩学禹为遂宁地委宣传部长、吕韵为川北遂宁分区专员公署(简称“遂宁专署”)专员。12月底,南下工作团进入四川广元。

迎接遂宁解放

1949年12月6、7日,中共地下组织联络站李俊烈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党员及进步青年学生、妇女、公教人员聚集一堂,草拟《告群众书》,书写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剪纸花,扎彩旗,准备迎接解放军。8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1军33师先头部队约100余人,由该师政治部主任张万田率领,进入遂宁县城。入城时受到遂宁临时治安委员会组织的各界人士及中共组织发动的上千群众的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时,多处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安抚民心。当天,解放军代表张珍出席了由临时治安委员会在中山堂举行的欢迎会,正式宣告遂宁解放,并建议将临时治安委员会更名为解放委员会。9日,遂宁县解放委员会成立,随军南下工作团的范艾任解放委主任,周维干任副主任,继续做好维持地方秩序等工作。10日,川北工委委员兼遂南地委书记、川中游击队司令员王子度到达遂宁,当即约见了周维干,并带了数十名游击队员住在“维园”内,具体领导人民政府成立前的工作。一是保证供应过往解放军的粮草;二是维持好社会治安;三是保护好各种档案、资料;四是指挥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清扫残敌,确保城乡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1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81师进驻遂宁,遂宁终于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遂宁县、区党政机构的建立

中共遂宁县委的成立。解放初期的遂宁,社会混乱,经济凋弊,派系丛生,百废待兴。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在军事接管旧政权后,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遂宁军事管制委员会,建立了中共遂宁县委、县政府。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区、乡,组建了区、乡、村机构并配备了领导人。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为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50年2月3日,奉川北工委通知,中共遂宁县委员会成立,县委由7人组成,李容任县委书记。县委下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县委机关设于遂宁城区政府西街。县委、县府成立之初,共有干部298人。

遂宁县人民政府的成立。1949年12月8日,遂宁解放。9日,“遂宁临时治安委员会”更名为“遂宁解放委员会”,暂行地方行政权。范艾任解放委主任,周维干任副主任,主持行政工作。1950年1月5日,经川北行政公署批准,成立遂宁县人民政府,撤消遂宁解放委员会,隶属遂宁专署领导,县人民政府驻城区北辰街。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任命范艾为遂宁县代县长。遂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在领导遂宁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加强地方政权建设,逐步建立建全各级政府机构,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县政府设置县府秘书室、财粮科、民政科、教育科、税务局、劳动科、建设科、文教办卫生组8个工作机构。

    遂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国初期,民主革命尚在进行,普选还不具备条件,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团结各民主人士共同建设遂宁,故由县人民政府主持召开遂宁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行使人民代表大会部分职权,不选县人民政府领导人员。1950年2月,遂宁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196人;1951年2月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39人;1952年1月第三届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798人;1953年2月第四届各界代表会第一次会议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65人。各界代表会协商决定本县大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部分职权,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作用。

遂宁县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年2月成立了遂宁县普选委员会。在普选委员会的指导下,选举了乡(镇)人民代表,召开了第一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正、副乡(镇)长和遂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7月1日至4日,遂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会议代表445人。人民选出的代表在会议中代表全县人民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利。会议听取了《遂宁县选举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了《县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学习和讨论了贯彻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选举了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人,并向毛主席致敬电。

遂宁县区、乡(镇)组织机构的建立

    1950年1月5日遂宁县人民政府建立后,随即接管了旧区、乡政权,4月组建了城区(辖城区镇、东平镇和一、二、三、四街)和农村一至九区(一区南强、二区永兴、三区桂花、四区横山、五区安居、六区东禅、七区栏江、八区三家、九区西眉)人民政府。成立了39个乡镇、675个保、7014个甲,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改造旧乡保甲制、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工作。

    为了便于管理,加强领导,1951年1月,遂宁县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较大调整:增建十区(大安)、十一区(河沙)、十二区(白马)三个区人民政府,增设四个乡,全县辖12个区,1个区级镇,41个乡(镇),4个街道中心联结站。同年6月,改划为全县辖13个区(含城区),91个乡,4个中心街代会。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遂宁解放之初,新生人民政权面临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和颠覆。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部署,组织带领全县人民开展了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摧毁封建残余势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运动。

   征粮工作。遂宁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兵掠走大批给养,其年又逢旱灾水患交加,全县粮食库存空虚,城乡面临着严重粮荒。然过往军人和常住居民达十几万人之众,国家供粮人员急增,第二野战军联合布告“征借碛米650万斤、柴草150万斤”军令(财政志175)使筹措粮草成遂宁解放委员会的当务之急。为保证征粮工作顺利进行,遂宁县征粮工作分四步进行:一是张贴征粮公告,召开各种会议宣传政策;二是调查摸底,掌握每户土地收入和存粮情况;三是自上而下开展评议,评出每户公粮负担并公诸于众;四是由农民积极分子组成催收小组,利用旧乡长、保长和粮政人员协助催收。按照“田多多出,田少少出,贫苦者不出的合理负担原则”和“按累进比率”计征公粮的办法征粮。1950年征粮入库粮食达22180吨,保证了全县军民所需,稳定了社会,稳定了物价,还调出2415吨粮食支援其他城市和地区的解放。

    剿匪工作。征粮工作开展后,县内国民党潜伏匪特和地方反动势力,乘县、区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广大农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之际,以反对征粮为借口,勾结当地恶霸、地主、惯匪头子和各种隐蔽、溃散的反动武装,裹胁部分群众,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大肆造谣惑众,抢却勒索民财,杀害征粮工作队员,破坏征粮和生产。1950年3、4月间,县境约有土匪30余股,每股少者几十,多者数百,气焰尤为嚣张,大有由农村向城市;由沿边向腹地蔓延的趋势。土匪团伙公开地进行抗粮抢粮,骚扰攻打部分区人民政府,把矛头直指各级新生人民政权,致使“群众夜晚不能安寝,避匪于荒野”,“春耕虽到,许多田土荒芜而不能开犁”,涪江航道和绵渝公路干线“往来车船几经洗却,以至汽车、船舶停驶,形成路段人稀”。3月5日,大安乡土匪张某勾结潼南匪首傅云谷、尹明克等百多人,武装潜入大安征粮工作队会场,枪杀工作组长邢炳林。工作组在与土匪拚杀中,区干部赵某和乡炊事员被打死。3月24日,遂宁县匪首袁秉衡带“反共游击队第九路军”和“西北区反共救国自卫军”土匪武装三百余人,包围西眉区磨溪征粮工作队,杀害征粮工作队队员彭治安和解放军战士1人。4月8日,遂宁县栏江镇匪首罗静轩等勾结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雷一鸣,裹胁群众,在栏江镇暴乱,杀害谭云先等干部、群众3人,连续二次攻占栏江镇后疯狂抢掠,无恶不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乡正常秩序,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保障征粮工作顺利进行,中共遂宁县委在遂宁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及川北行署等上级领导下,按照党的“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剿匪政策策略,坚定不移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181师541团、542团,组织县大队、武装征粮工作队、公安机关干警及其广大人民群众,以保护征粮和恢复发展生产为中心,连续开展了五个多月的剿匪斗争,彻底肃清匪犯。

    1950年1月25日,川北区党委派出解放军181师541团、542团到遂宁剿匪并配合征粮。2月5日,181师师部奉命移驻遂宁县城,在川北军区直接领导下,组成以王汉诚(181师师长)为司令员、李林枝为第一政治委员的遂宁军分区兼警备司令部。接着,派541团驻潼南、542团驻三台,调师直炮营和侦察连组成孟自新为队长的“涪江支队”驻遂宁县城,与县大队一道负责遂宁县的剿匪任务。遂宁专署与遂宁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令各地驻军进剿土匪,并号召各界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协助解放军消除匪患。2月上旬,遂宁县召开了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征粮剿匪、治安、禁用银元、恢复生产等四十条决议案,为剿匪作充分准备。2月25日,遂宁地委、解放军181师司令部联合发出《关于对付匪特突然袭击的指示》。《指示》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目前,我区匪特可能猖狂一时,为对付匪特突然袭击与暴乱,规定:一、我党政军群团机关一律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二、各县、区政府和驻军应选择要点,构筑工事,加强守备和控制;三、征粮工作队员和区府人员一律组成武装工作队,以防万一;四、注意防特保密。5月初,县委和县政府成立遂宁县剿匪生产治安委员会,各区乡征粮工作队更名为剿匪征粮工作队,剿匪工作逐步深入。遂宁县境内主要有袁秉衡和罗静轩两股匪,聚众达千余人。3月中旬,遂宁县委采取了分片包干的措施。各剿匪部队普遍划分为守备和剿伐两个部分。3月24日,袁秉衡所率土匪三百余围攻磨溪征粮队,征粮队英勇还击。后在181团和县大队增援下,先与匪激战樊哙山,继之围匪黑白寺,后歼匪于花岩。此役,活捉匪徒149人,分化匪徒198人,收缴短枪174支、子弹761发,彻底肃清了该股匪患。匪首袁秉衡虽潜逃仍被捉拿归案,1952年4月19日被人民政府镇压。1950年4月间,在围歼栏江镇罗静轩土匪团伙中,栏江征粮工作队与驻区警卫营三连解放军配合密切,依靠人民群众活捉匪徒130多名,打死打伤匪徒114名,消灭了暴乱股匪。通过开展军事剿匪和分化瓦解工作,7月底,全县土匪全被歼灭瓦解,散匪近乎肃清,全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计歼灭土匪1542人,其中击毙、伤匪首、匪徒数十人,俘获1112人,缴获各种武器12394件,各类枪弹261800发。剿匪结束后,判处袁秉衡等匪首20人死刑。剿匪斗争的胜利,平息了多年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极大地促进了征粮工作顺利开展,打开了遂宁工作新局面。

    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1950年8月至1951年1月,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压运动。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打跨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基础,建立农村人民政权,发展农业生产,为土地改革打下基础。为搞好该项工作,一是建立领导机构,培训工作干部。1950年4月,成立遂宁县减租退押委员会城乡联络办事处。10月1日,成立遂宁县地方工作团,区成立分团,领导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12月成立遂宁县清匪委员会,由军分区、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驻军组成。接着在各区、乡也成立清匪委员会开展清匪反霸运动。并为运动培训干部900人。二是普遍发动群众,建立、整顿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自卫队。正式成立区、乡农民协会,建立区、乡、保、甲农民自卫武装,为运动开展打下群众基础和武力后盾。三是彻底废除保甲制,一切权力归人民。1950年11月,在城区废除保甲制,由居民群众选举出街道人民政权—街代会,经城区各代会通过后,行使权力,街道政权切实掌握在街道人民手中。11月下旬,农村正式废除保甲制度,乡、保、甲农会全面接管基层政权,为运动奠定政权基础。四是开展清匪肃特,扫清运动障碍。县委按照8月23日地委《关于清匪工作指示》,继续对残存匪特穷追猛打,直到“捉进匪首,挖尽匪根,肃清散匪”为止。五是进行运动试验,战前动员。1950年9月,川北区党委工作团和遂宁地委在遂宁县西宁乡开展了川北区首次减租退押试点工作,探索总结经验,为整个川北区减租退押运动的开展作探索试点。10月2日至月底,地委与遂宁工作团把三家乡作为减租退押试验乡进行试点。在充分准备和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全县分两期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从11月12日始至次年1月4日结束。每期分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以发动群众为中心,宣传政策,摸清情况,分化地主,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工作团组织召开乡农民协会、保农协分会、农民代表会,讲解和讨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政策:依靠贫雇农,围绕中农,中立富农,孤立少数顽固地主,发动农民积极参加减租退押运动。第二步,以划分阶级成分为中心,分清阶级界线,明确打击对象。以保农协分会选出农民代表5人,成立划分阶级成分领导小组,按政策规定逐户划分阶级成分,出榜公示,并在农民大会上逐户通过,提出修正意见,再经复查后定案。划分成分中,并以诉苦、算账等方式进行斗争,揭露谣言,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第三步,以反霸、清算减退为中心,斗争恶霸,打跨地主威风。划定成份后,对顽固不化的恶霸地主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者当场枪决。然后,清算、减退、斗争、公审紧密结合。大斗小斗相互配合,连续向恶霸地主发起猛攻,直到打跨为止。对一般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三五”衡量。即地主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超过者再减低到35%。对开明守法地主加以表扬,予以适当奖励或分期、减免退押的照顾处理;对不法地主、恶霸地主没收其转移、隐瞒的财产并严厉打击。凡地主、富农收取佃户的押租(包括红押、黑押、钱押、物押、顶银押租、顶银押息、其他押佃形式),均一律于减租时退出。期间的12月7日,在船山公园召开了三万多人的反霸斗争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冯丹书、刘白人、李永丰,以人证、物证揭发这些恶霸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会上,遂宁县人民法庭结合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李永丰死刑,极大地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地主的威风。第四步,以农民内部减退和分配胜利果实为中心,加强阶级友爱,增强农民团结。第五步,以再次整顿、壮大农协和武装为中心,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发展生产,巩固和强化农民阶级取得的政治优势。

    1951年1月,遂宁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胜利结束。运动结束时,全县减退果实折实谷5160万斤,占应减退的75%。全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90人,镇压恶霸地主95人,共有814名土匪主动登记自新,揭发匪首罪行。(县599)全县农协会员达312648人、占农业人口的42.91%;农民武装自卫队达33218人,占农村人口的4.5%;自卫队中有积极分子29931人。(见土改总结摘抄)全县90个乡、760个村都建立了人民政权。(60、64)

    遂宁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政治上,树立了农民的政治优势,农民翻身作了主人;经济上,严重地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大为减轻,生活状况明显改善;思想上,全县农民开始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干部队伍上,干部队伍迅速壮大,得到锻炼,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镇压反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初,遂宁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斗争。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大,如潜伏在遂的特委会、宪兵特高组、游击干训班、青年励志社、国防部保密局遂宁通讯站、保安大队便衣队等还在监视、破坏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活动。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各项破坏和捣乱。特别是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们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刺杀干部和进步群众,组织反革命地下军,一些被打倒的地主也乘机向农民反攻倒算。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保障人民生活安定,1950年11月至1953年6月,按照上级党委的批示,县委在遂宁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尖锐而激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集中打击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镇反运动中,县委始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和对反革命分子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用政策的威力,震慑和分化瓦解敌人,把镇反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取得预期的效果。

    遂宁县镇反运动是结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中心工作来进行的。镇反运动分三个时期进行。第一期为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城区镇反运动。展开了反一贯道与镇反肃特运动。这期镇反斗争中,县委组织干部群众大张旗鼓地做好宣传工作。在镇反前,召开各种座谈会、控诉会、各界代表会、公审会等,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交各层进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把镇反运动变成群众性的运动。在镇反中确立明确的策略思想:分化敌人,争取胁从;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的镇压;把镇反与抗美援朝相结合;放手大杀,声势浩大,掌握材料,统一行动,捕的迅速,杀的及时、坚决。通过采取这些有效措施,使以城区为中心的镇反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期间,镇压反革命分子77名,其中军统17名,匪特34名,会道门头子10名,地主恶霸7名,惯匪首9名。第二期是1951年4月至8月,随着土改的全面深入,展开了全面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城区镇反的同时,遂宁农村结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先后破获了反革命组织“反共游击队”、“涪江纵队”、“忠义救国军——九路军”、暗杀团等83件,处决反革命分子548人,其中军统特务2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4人,恶霸地主394人(含城区),惯匪68人,其他匪特48人。其做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事先事后做了宣传,结合整顿组织,斗争不法地主,用诉苦算账的方式,逐步提高群众觉悟,揭露检举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在区乡农代会上,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敌人,由代表提出名单,供给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其罪恶印成材料发到各乡村,发给群众讨论,引起对恶霸的仇恨。发动群众,开展控诉斗争与法庭公审相结合,依理依法边斗边杀;结合反违法斗争,边追边罚款,既从政治上打落地主的威风,又在经济上搞出了果实。在镇反上,注意争取协从分子,运用杀、关、管、放灵活政策,孤立敌人,分化敌人。同时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敦促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适时在罪犯所在区、乡召开群众大会判处反革命分子,以壮大声势,震慑敌人。第三期是1951年8月至1952年6月清理积案工作。全国公安会议后,结合土改复查和抗美援朝运动,成立清理积案委员会和有开明绅士参加的审判委员会,进行积案清理。共清理积案4000余件。1952年,全县第一次镇反运动全面结束。

1955年4月,按照国务院第九次会议精神,县委组织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依法判处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军、政、宪、警骨干、反动会道门骨干、不法地主、富农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保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镇反运动的开展,给反革命势力以毁灭性打击,造成全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障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安定的社会条件。

镇反运动结束后,县委根据上级安排部署,组织开展了四批肃反运动。

    抗美援朝。1950年美国侵略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我国边境,威胁我国安全。党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1951年4月,遂宁县成立“抗美援朝委员会”,李容任主任,范艾任副主任,领导城乡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遂宁县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宣言上签名达49万余人。多次组织了爱国示威游行,仅参加“五一”爱国示威游行就达44万余人。青年积极分子踊跃参加自愿军,全县报名参加自愿军的有志青年达1.2万余人。城乡各地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期间的1950年11月29日,解放军181师在遂宁船山公园召开西南剿匪胜利庆功大会暨抗美援朝动员誓师大会,遂宁城乡4万余军民参加。会上,宣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邓小平的贺词;川北区党委第一书记、行署主任兼军区政委胡耀邦和军区副政委郭林祥作了重要讲话。12月1日,181师官兵在遂宁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中,雄纠纠气昂昂地赴朝作战。

    1951年6月至12月。遂宁县人民认真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10月,全县完成了“新遂宁号”和“新遂宁农民号”两架飞机的捐献款计34亿元(折合人民币34万元),筹集给自愿军的慰问品4437件,慰问信5136封。

1952年1月至1953年7月为深入巩固阶段。主要是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将抗美援朝运动经常化、制度化。此阶段持续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县共有6100人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70余人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遂宁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儿女,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伍先华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土地制度改革和民主改革。1951年2月到5月,县委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西南军政委员会1951年1月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加速完成土地改革的决定》和地委的布署,率先在全区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集镇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同时开展了禁毒、禁赌、禁嫖娼卖淫等工作,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任务,基本杜绝了社会丑恶现象。

土地改革前,遂宁县占全县农业人口5.40%的地主拥有全县34.05%的耕地,人均8.89亩。占全县52.93%贫雇农只拥有22.24%的耕地,人均0.64亩。这就产生了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收取租谷和押金,而无地或少地者租佃土地交租、交押,有地者不劳而获,无地者劳而少获的现象,导致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苦,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

1951年2月23日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农村全面展开。全县土改按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宣传政策,全面动员;第二步,划分成份,分清界限;第三步,登记和没收、征收封建土地和财物;第四步,分配土地和斗争果实;第五步,总结工作,整顿组织,布置生产,庆祝胜利。

    遂宁县土改运动从1951年2月至1951年5月胜利完成,取得了辉煌成就:一是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土改中,没收征收的全部土地共435402.13亩。(另财政志194为458204亩)贫雇中农分得土地381264.04亩,人平1.46亩,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土。土改后,占总人口54.2%的贫雇农占有47.63%的耕地,占总人口5.86%的地主占有4.34%的耕地。此外,农民还分得了其他胜利果实。贫雇农共分得房屋63780间,耕畜1266条,粮食5106石,红苕948711斤,主要农具(梨、耙、水车、锄头、镰刀、风车等)185080件。51.8%农户、47%的人口分得了胜利果实,大量的封建财物转到了农民手中。通过土地改革,共没收、处罚地主、富农非法收入856000万元(旧币),其中黄金3000两,银元150000元,白银4262两。二是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建立健全了基层政权。地主阶级被打倒,新的农村基层人民政权建立了,贫雇农当家作了主人。土改中,培养了乡、村干部16759名;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312648人,占农业人口的42.91%;自卫队员33218人,占农会会员10%。三是促进了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支援了抗美援朝。农民分得的胜利果实,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积造肥料,兴修水利。195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174546吨,比1949增长了8%。四是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爱党爱国热情,促进了文化教育。广大农民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捐款捐物,同时完成公粮5005吨。政治上翻了身,带来了文化上的解放。许多农民不再信神、信教、信会,而是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生活、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县农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厂矿企业民主改革。遂宁解放之初,虽然对接管企业进行了初步的发动群众,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不同程度地打击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废除了一些压榨工人的不合理制度,但大部分私营企业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为了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广大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解放,1951年11月至1952年底,在厂矿企业中开展了民主改革。

通过厂矿企业民主改革,清除了封建反动势力,提高了工人阶级地位,促进了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其他民主改革(禁烟毒、禁赌博、禁嫖娼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贩毒吸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是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顽症。取缔这些丑恶现象,为民除害是新生人民政权的重要工作,也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内容。县委十分重视该类工作,结合农村土改和城镇民主改革,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取缔和禁绝了这些社会丑恶现象,深受人民欢迎。

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刚解放的遂宁,县委接手的是旧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其时所接收的公学产田土为租谷145.38吨、棉花1.02吨、小麦51.77吨(县421),难以为继。当时,社会秩序混乱,工厂停工,水运停航,农业凋敝,市场混乱,财政枯竭,物价飞涨,民生憔悴。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县委在着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同时,把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工作的首要的、中心的位置,以极大的精力,领导全县人民恢复国民经济。

    农业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恢复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重点。新政权建立后,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和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是县委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二是狠抓水利整修工作。1950年1月成立四联堰整修工程委员会,国家贷款55亿元(旧人民币)由整修委员会组织民工抢修,1951年4月完工。9月经川北行署批准更名为南北堰。还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栽植758871株。三是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指导。1950年2月,在首届各代会上通过征粮剿匪、恢复生产等四十条决议案。12月,设立农林科,主管农林、水利工作,带领农民改田治水,发展生产。1951年6月和1952年9月,分别建立县粮食、棉花原种场,负责推广良种和种植技术,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四是组织农民开展增产竞赛活动,发放支农贷款。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62175吨增长为178940吨,增产16765吨;棉花由1232吨增长为1643吨,增产411吨;油菜由999吨增长为1371吨,增产372吨。

    工业的恢复。遂宁轻纺工业历来较为发达。刚解放的遂宁工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单织布业因通货膨胀严重,县城个体织户就有1286家2540人从业者在困境中度日,无法正常生产。农村近万织户生产基本停滞。为了恢复工业生产,党和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采取组织领导、政策扶持、银行贷款、生产自救、国营公司收购等办法恢复生产。一是1950年1月成立了“遂宁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要是贯彻党的劳资两利政策,解决劳资纠纷,组织工人尽快恢复生产。工筹会成立后,召开工人代表会,贯彻落实“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还接收了财产,建立了基层工会30个,小组190个,发展会员2619人。工会在维护工人基本利益的同时,主动团结资方人员,解决劳资纠纷,缓和矛盾,为恢复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二是1951年,县政府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收购、贷款、积极举办物资交流会等形式帮助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恢复了生产。(县志436)工会、民政、劳动等到部门组织工人分行业建成工会、同业公会35个,建成6个自救生产合作社,金属制品、印染、制盐、酿造、建筑、粮油加工、猪鬃、服装、鞋帽、皮革等各业生产亦很快恢复,从业人数增多。市场原材料充足,生产活跃,购销两旺。三是1952年,人民银行遂宁县支行陆续对棉织、印染、榨油等私营手工业发放贷款49万元,加速了工业的复苏和发展。到1952年,全县有国营工业及合作社、组126个,工业总产值2133万元,比1949年增长3倍。(县志212)1952年私营工业的总产值达1769万元,比1950年736万元增长了140%。工业的恢复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商业恢复。为了尽快恢复商业,遂宁县委主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1950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整,对城区工商业整顿并重新划分行业,成立新型的商业同业公会27个。1951年,对全县工商业核发营业执照登记,确定时有私营商业13209户,资金总额109.36万元(折算为新币)。其中,城区纯商业5023户,资金32.55万元,行商818户,资金3.57万元,摊贩1350户,资金2.68万元。基本恢复到解放初期的水平。二是1952年3月,在遂宁城区工商业界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明确规定私营工商业“三不准”:即不准停业转业;不准解雇和虐待工人、店员;不准造谣、收买、威胁工人、店员和机关干部,对商业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是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实行供销合作。1950—1952年,人民银行遂宁县支行对私营商业提供短期贷款达174亿元(旧币),有效地保障了商业的恢复和发展。1951—1952年,全县先后建立乡镇供销合作社33个,为国家代购代销大宗农副产品,推广试销农药、改良农具,有效地调剂了全县物资供求关系,平抑了物价。四是采取坚决措施,稳定金融秩序和市场物价,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办事处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即宣布采取三条措施恢复商业,稳定物价:一条是加强货币管理,明令规定使用人民币,严禁金银流通;同时,人民银行大量收购黄金、白银,取缔非法交易。单是1950年,遂宁人民银行收兑民间所藏黄金22169克,收兑白银38965克,收兑银元72917枚。(县志440)机关团体、财经文教部门一律用人民币,拒收银元。到1951年人民币已在全县流通。二条是实行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三个统一”,对各单位实行供给制,节约开支。现金管理做到现金归行,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对平衡现金收支、稳定物价起到积极作用。三条是用国家经济力量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县志431)这样,在财政金融强力干预下,遂宁商业快速复苏后,呈现稳定发展局面。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县委在全面恢复农业、工业、商业经济的同时,大力恢复其他各业。一是整治新修公路。征用建勤工日383947个对遂宁境内的川鄂、绵壁、内(江)安(居)等路进行全面岁修、整治,新修桂蓬公路3.5公里。二是大力发展航运业。政府组织疏通航道,发展水上运输。1950年全县共有木船620只,1951年即发展到拥有木船802只,其中加入木船联社的木船为555艘,6768吨,另有未入社的115只长航船、132只短航船。三是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有所发展。1952年全县中小学在校学生达67861人,比1949年的25341人增加1.6倍。1952年,全县有医院1座,病床88张,卫生技术人员1869人,比1949年的1092人增加777人。1951年9月,成立县红十字会妇幼保健站,到1952年,全县共有接生站24个,接生组34个,培训接生员372人,仅城区新法接生人数就达2069人。1952年10月,改遂宁县人民文化馆为遂宁县文化馆,建成遂宁县工人文化宫供群众娱乐学习,还在安居、栏江、桂花三个区建立农村图书室,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四是邮电通讯大为改观,遂宁邮电业务增长迅猛。有市话装机132户,农村电话装机115户;有至成、渝和其他县的电信线路共九路;设有长途线路中心站。对外信息交流畅通。

    经过三年努力,到1952年,遂宁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硕果累累。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2860(80不变价)万元,比1949年的9693万元增长32.67%,年均增长10%,其中:工业总产值为2133万元,增长305%,年均增长45%;农业总产值为10727万元,增长19%。工农业主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1949年相比,粮食增长16765吨,增长了10%。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满足了城乡居民的日常所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人新事新风尚不断涌现。克已奉公,劳动光荣,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等良好风气慰然成风。

      遂宁县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顺利完成,是建国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取得的具有战略性的伟大胜利,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相关附件